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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创意产业的重中之重，是创意产业的龙头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列孚 浏览：
次 发布时间：2008-8-15 |
大多数人以为创意产业就是动漫、设计、电子游戏等以青少年为主体的文化消费产品。这是个误区。其实，电影才是创意产业的重中之重，是创意产业的龙头。
广州虽与洛杉矶是友好城市，但却没学到这位兄弟城市的电影及其创意。广州虽邻近香港，却让黄飞鸿变成了香港的符号之一，虽然黄飞鸿从未到过香港而一直在广州西关开药局。
当今很多城市都在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广州也不例外。但是，大多数人以为创意产业就是动漫、设计、电子游戏等以青少年为主体的文化消费产品，这是个误区。其实，电影才是创意产业的重中之重，是创意产业的龙头。
动漫不过是电影的衍生延伸
所有的娱乐文化均来自创意，我们的娱乐生活如果长久的一成不变，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单调；同样的，娱乐方式及其题材内容、表达方法和风格表现只有越来越丰富才可吸引更多人，故创意是首要的。所以说电影是创意产业的核心，从过去到现在，许多的动漫类型其实不过是类型电影的延伸与衍生。反过来，漫画题材或电子游戏题材一旦被电影改编上大银幕时就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其后产品销售才得以呈几何级数上升。近至香港电影，远至好莱坞电影，都是创意的典型。香港是中文流行文化中心之一，其中主要体现在电影的创意丰富；好莱坞电影全球通行，所以好莱坞是全球最大的创意中心。之所以有电影工业之称，便是从产业规模而言，是其他娱乐文化业远远不及的。因此，这就决定了电影是娱乐文化的龙头——也是创意产业的龙头。
香港电影金像奖为什么是亚洲电影娱乐的最大盛事？好莱坞电影能够在全球广受欢迎而不是美国电视或美国音乐，更不是百老汇音乐剧。从事传媒行业多年的人都知道，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是仅次于每四年一度的世界足球赛、奥运会、欧洲足球国家杯的收视率排名第四的电视直播节目——如果刚巧遇到的话——而奥斯卡却是每年一次。故从常态而言，只有奥斯卡是维持最高收视的全球性直播节目，其龙头地位简直无可撼动。
广州黄飞鸿成为香港文化符号
电影是当今最能够综合世界所有艺术手段、运用最先进的视觉科技手段并能够最生动地表现出来的媒介型体，其本身的生产过程完全就是讲究创意的过程。从剧本开始一直到后期制作以至影片宣传，整个过程无一不饱含创意。而被动性是观赏电影受众的特征，也是电影产业的最大优势——即你必须花钱走进电影院在指定的空间和规定时间内乖乖就范去观赏一部电影。在大众化文化娱乐中，电影的连续性情绪感受是最集中最浓烈地表现出来的，这与电视剧完全不一样，因为电视剧本属于免费，人们可以边收看边打电话或不时走去打开冰箱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助解解口渴的，然后再回到沙发上。不满意的话随时可转换频道。但电影则是强迫你就座后便静静观赏，不满意可以退场但绝不能换银幕！当一个城市的电影真正成为一个产业时，这个城市就必会成为创意中心。洛杉矶用不着标榜它是创意中心，因为它已拥有好莱坞。
虽然广州与洛杉矶是友好城市，但广州却学不了这兄弟城市的电影及其创意。广州虽邻近香港，却让黄飞鸿变成了香港的符号之一，虽然黄飞鸿其实从未到过香港而一直在广州的西关开药局。
香港为何舍近求远北上合作
曾几何时，珠江电影制片公司（下称珠影）也曾是中国内地六大电影制片机构之一。上世纪80年代曾拍过一系列被誉为“南国风情画”的以广州为背景、为题材的影片：《雅马哈鱼档》、《给咖啡加点糖》、《绝响》、《女人街》等，独特的地域文化表现，令珠影一时名重南国，为中华文化的多元化表现作出过重要贡献。珠影还先后以《孙中山》、《廖仲恺》、《冼星海》、《乡音》、《乡情》、《心香》等多部影片在国内金鸡奖、百花奖中获过多项殊荣。更早期的珠影，曾以《南海潮》、《七十二家房客》、《跟踪追击》等在国内外产生过重大影响。然而自上世纪的80年代末起，珠影就显得欲振乏力，连续多年未能让人看到它的产品。如果说这是中国电影机构的国有体制使然，不独只是珠影，那么这仅仅看到问题的一面却看不到问题的另一面。这“另一面”就是珠影没有好好利用邻近香港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这是全国电影机构中其独有的优越条件，从上世纪90年代内地与香港合拍片开始兴起至当今CEPA（《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协定》）条款实施，如其中“视听娱乐”方面就有内地与香港合拍片享国产片待遇这样一条。但超过15年时间了，CEPA实施也有4年了，珠影与香港合拍电影寥寥可数，更多的香港制片商是越过广州跑到北京、上海寻求合作。为何？珠影并不是没有合拍电影的经验，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过《七十二家房客》、《陈三五娘》、《齐王求将》等与香港合拍的影片；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与意大利制片商合拍过《大班》；就算是最近的1996年，也与周星驰合作过《少林足球》。然而，我们却白白地将天时地利人和这独有的条件硬生生地放走了，眼白白看着吴思远、江志强、徐克、许鞍华、成龙、周星驰、王家卫、陈可辛、张之亮等等众多香港制片家、导演飞越广州上空直赴北京或上海。为何？
广州只有电影院没有电影
从简单来说，就是现在的广州没有电影这个品牌意识。从复杂来说，就是广州的软实力不行。所谓软实力就包括了创意在内，远在浙江中部的横店可以免费为谢晋的《鸦片战争》搭建一条“广州街”时，我们广州却没有人看到这一点；是否当有人要拍《十三行风云》或《情陷西关》（当然，这些片名都只是假设）时我们广州依然无动于衷？四川发生大地震后，在广州工人文化宫举行名为“广东电影人暨广大观众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爱心义捐”的活动，场面确实令人尴尬，“广东影人”除了珠影负责人、几条院线代表外，曾经在银幕露过脸并执导过的影人竟然只有年已七十的张良。
电影，基本上是属于城市的。因为电影只有在声光色效果突出的影院中才能表现出电影的魅力，而这样的设备也只有在城市影院中方能获得最佳的体现。现在的广州只有电影院而没有电影。没有自己创作、制作的影片，没有自己的导演和演员、明星，电影院上映的全都是别人的电影，广州，怎可称得上我们这个城市有电影？
岭南文化培育出知名度很高、影响甚广的香港电影，反而作为岭南文化的发源地、岭南文化中心地的广州却没有自己的电影，那么广州又如何奢谈创意中心、创意基地？解放思想，建设“首善之区”，少不了打造文化软实力。如果说从广州的短处入手先行突破，或许电影是最具可能的。若能花大力气，主动积极利用CEPA条款，借香港电影的人才、经验、创意和部分资金，重拾天时地利人和，将失去的15年的时间追回来、将CEPA的那4年时间追回来，让广州成为与香港合作的电影基地，同时与本地人才培养结合，鼓励民营电影企业发展，甚至打破行政藩篱，允许珠影与民间资本乃至港资入股，注入新鲜活力，再现南国电影风采，也未必不可能。
现在中国电影发展严重不平衡，严重向北方倾斜（就连上海电影也几乎只靠搭便车了）。去年全国共出产国产片402部（含数字电影），而仅属于北京出品或参与出品（当然也包括在北京的中央直属机构在内）的影片占了220部，超过了一半以上，属于广东出品或参与的影片只有13部，广州出品的影片只有两部。这并不完全是市场结果，而是资源配置的问题，因为所有电影人才均往北京跑，电影机构也往北京搬。如广州新×电影发行公司其注册地是广州，但实际操作全在北京，广州只是一个“挂单”的地方，造成这样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电影资源全集中在北京。要打破这种失衡，突破资源垄断，广州必须解放思想才可能获得展现软实力的条件。例如先拍一些地域电影作为突破口。
可先拍“地域电影”作为突破口
地域性电影早在46年前就有了先例——1962年，珠影与香港鸿图公司合拍《七十二家房客》，就只有粤语版本，该片当时就只在两广地区、港澳地区及海外发行。直到“文革”结束后，该片才配上国语，向全国发行。应该说，这种先例仍可援用。仅珠三角地区（包括港澳）人口就达四千多万，这样一个潜在市场，相当于两个台湾市场了，谁如果拥有，就已经非常了不得。
我们看到，香港影人吴思远、江志强获准在内地设立电影制片公司，拥有独立拍片权力，但都分设在上海、北京。广州是否可以争取一家？例如与广州关系密切的香港丽新集团所拥有的寰亚公司。当年广东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不就是当时广东省的领导人利用邻近香港的地利而产生这样的想象力么？改革开放30年来证明，这种想象力是具先进性的、前瞻性的和极具建设性的。
如今，在广州处处可见的中式快餐店，甚至可以“功夫”为形象，这便是电影延伸而来的创意。我们到香港旅游，在山顶的某蜡像馆，都喜欢与我们熟悉的香港明星蜡像合拍照片，这已不仅是为第三产业带来创意，而是文化的一次惬意享受。
“首善”之“善”，就是文明具有相当高度。文化是文明的最佳标杆。文明的高度就是文化的高度。而文化连续性，这不仅反映建筑等外在的城市标志上，也反映在诸如戏剧、电影等非物质标志上。新中有旧，旧中育新。广州建设广东“首善之区”，为广州电影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再生机会，希望全社会一起重视广州电影的创作、制作，由此带动广州创意产业，再塑“黄飞鸿”、“李小龙”或“方世玉”到各种形式的能够反映新时代风貌和人物的影片，更生动地体现岭南文化与时俱进的精神，为人们提供更多多姿多彩的喜、怒、哀、乐的文化和精神享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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