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移的忧伤旋律

也许是期望太高，现实就会与想象的有所偏离。不过即使在这样宏大叙事场景和嘉年华似的看热闹过程中，也会有令人振奋的艺术作品。

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艺术家黄心健，用音乐和影像谱写了一个“建筑舞步”《上海，我能请你跳支舞吗》。这是一个互动装置，随着淡淡飘起的旋律，屏幕上的上海大剧院、体育大厦等这些建筑随着观众的肢体舞动而改变建筑的面貌。这也是艺术家一个轻松的解构手法，将艺术殿堂转化为市井小市民的浪漫，将硬质的高楼大厦转化为能与人共舞的软性图象。原来市民习惯服从于城市建筑所分割的空间陡然改变。这容易让人思考起改变城市空间的属性与自身行为的因果关系。

在艺术家金石的装置作品《1/2生活》中，他把现实中的生活比例缩小一半，复原一位进城务工人员家中风貌：只有8平方米的房间里，满衣服的床铺、支离破碎的煤球、油漆脱落的家具，这堆积的是生活的艰辛，但“移民”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生活追求，他可能花费了一个月的积蓄买了台彩电，他会买辆玩具车给孩子玩耍，他会在墙上贴演出海报放合影照片……

同样是装置艺术，王庆松的作品则显得简单明了。他搜集了上世纪以来上海出现过的旅行包，从最简单的包袱，到如今的拉杆旅行箱。然后他用青铜进行模仿创造，使这些历史上曾流行过的“旅行包”变得沉重。艺术家表达的意思很简单：迁移的历史是拎不动的。

荷兰艺术家米克·范德福特在《为什么你不再给我写信》里，用对话和游记的形式，娓娓并略带伤感地讲述一个艺术家观察中国城市的角度和看法。她借用上世纪一位游览中国的西方人所写的游记，对比今天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用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来讲述城市是如何演变的。“眼睛看见的往往不是真实的，因为它只向前而忘记了回望。”她在打出幻灯片上的留言说道。

“移民本来就应是个伤感的话题。”参展艺术家孙国娟说道。在美术馆3楼一个房间里，孙国娟买了一些旧式的上海老家具，完全涂刷成白色，然后在整个房间内都覆上白糖。这是她《甜蜜的回忆》。事实上，出生在上海，父母都短暂在上海生活过的孙国娟想通过复制上世纪30年代的家庭场景，来怀念父辈的“移民”足迹。

展厅中，一位阿拉伯的妇女，正在一个约旦艺术家所做的关于家园被毁的纪录片前沉思。她拿着耳迈，仔细地听着影像中的解说，画面正在放大那种破败与心碎的感伤。她站在那里看了很久，才慢慢向后挪动了步伐，然后消失在匆匆行进的人群中。

双年展的消费路线

双年展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绪在空中蔓延。观众带着猎奇心理来到这里欣赏艺术品，这时，上海双年展成了快餐消费品，这些“快客”如同消费一餐麦当劳食物一样迅速地肢解现场，找到最适合留影的角度和方位；而另一些艺术家，极力在作品中掩藏忧伤的情愫，这时，双年展又成了他们的独白现场。

事实上，双年展从2006年开始就朝娱乐化发展，那届的主题为“超设计”。这已经偏离了双年展学术性的本体。从色彩斑斓的绘画到大体量、好玩的装置艺术，“视觉嘉年华”的模式正在悄然兴起。这一方面是主办方的无奈，若想不把艺术展办成艺术圈内自弹自唱的舞台，就得寻找与大众接轨的方式。于是，“新奇特”成了本届双年展最大的招牌。

譬如开幕式上，那台蒸汽火车头出人意料地鸣笛了。蒸汽弥散之际，艺术家从驾驶室里探出脑袋，向人们招手。不少人搂着美术馆东墙下的水稻拍照。近200只鸽子生活在美术馆草坪上7.5米高的不锈钢通天塔里，过几天要被放飞……

这种消费式的双年展尽管带来了规模的眼球效应，不过它并没有站在自己批判的角度上，为社会的反思做出更深刻的事情。除了屈指可数的影像艺术品表达尖锐的主题外，大部分作品只是搭了个“移民”的主题架子，索然无味。艺术形式的创新更是缺乏，很多作品有“拼凑办展”的嫌疑。倒是当代艺术以体量和怪异哗众取宠的恶习一览无余。

艺术评论家朱其在现场表示，观众把本届双年展当成“娱乐嘉年华”，实际上与双年展本身强调视觉冲击、娱乐效应有关：“双年展正在旅游节化、庙会化。拿出那些大型作品，内容却越来越空洞，这么大是否真有必要？比如那么多恐龙，占据了半个楼层，我们实在看不出有多大艺术价值。”

傍晚，人们开始陆续退出美术馆，拿着相机的看客们，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而门前废旧的艺术火车旁，一位清洁工在旁边悠闲地抽着烟，抽完之后，他把看客们经过的地上垃圾都扫走了。什么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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