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意思的问题吧.....

因为封建社会是男权社会，男人有这个方面的需要，自然要满足，妓女的存在被社会所默许；所谓保守是对那些“良家妇女”来说的，或者说当时的女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良家妇女”，一部分是妓女；妓女不做了叫“从良”，也就是加入“良家妇女”的行列。从根本上来说是剥削制度下的必然产物！
文妓交流是中国古代常见的文化现象，妓女作为多种职业的综合发挥着文化传播的功能，婚姻制度、社会风气以及文人自身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文人特定的狎妓心理，妓女的文化传播身份和文人的狎妓心理构成了文妓交流的两个基础，并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特别是促使妓女进行文学创作，丰富繁荣了古代的女性文学。 
[关键词]：妓女 狎妓心理 文妓交流 

文人狎妓是我国古代常见的一种社会现象，各家对其臧否不一，本文暂时放开道德意义的评价，仅从其对文学的影响方面来探析这一社会现象对文学发展起着怎样的作用。笔者认为文人狎妓对文学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文妓交流不仅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原始契机，还促成了某些时期文学的形成演变、题材内容拓展更新，甚至促使大量的妓女接受文艺教育并从事文学创作，丰富繁荣了我国古代女性文学。然而文妓交流的达成需要两个必要条件：其一是文人除生理需求之外的狎妓的心理需求；另一是妓女的提升，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学传播者、古代的知识女性。 
一 妓女职业分析 
妓女是文妓交流的一个主体，然而这一主体却是身处在社会最下层的一个群体，大多数人对其存着极大的排斥感，不屑言说。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中提到： 
“娼妓制度成立，社会上一般狎昵成风，因而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甚乃染上恶疮，贻害妻子，伤及后嗣……社会上拐买典押人口大盛，叫人家骨肉流离，破坏美满家庭，堕落青春女子尤指不胜屈，故娼妓制度确为社会病态之一”。① 
的确，妓女的存在给社会带来了许多负面的效应，这是不可否认的，然而这主要是妓女作为性服务者这一方面所带来的影响。而妓女职业不单单只有性服务一个方面，它是多种职业的综合，它的其他“职能”对社会、文化艺术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下面将从妓女职业的产生、流变来分析妓女这种综合性职业的多重角色。 
1宗教祭祀者 
妓女在其产生之初并不像后世那样地位低下，恰恰相反却是比较尊贵的宗教祭祀者。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妓女起源的说法，研究者们称这一时代为“巫娼时代”。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学家罗多德曾描述巴比伦神殿里的妓女： 
“每一个当地的妇女在一生中有一次必须去神殿里，坐在那里，将她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的男人……直到有一个男人将银币投在她裙上，将她带出与她同卧，否则她不准回家……女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她一定要和第一个投给她钱的男人一起去。当她和他共卧，尽到她对女神的职责后，她就可以回家。” ② 
此时的妓女并不为人所耻，反而会成为受人尊敬的女祭祀，她们是居于神与祈祷者之间的灵媒，是“圣职妓女”，她们的收入成为神殿的主要经济来源。 
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认为中国妓女的产生与此相同，起源于商代的女巫。而这时期妓女所承担的主要职责是神职人员，宗教的祭祀者。她的一些祭祀时的程序、动作在娱神同时也具有娱人的作用，是后代妓者歌舞的滥觞。 
2政治工具 
随着社会的发展，妓女走下了宗教的神坛，成为了统治阶级“会说话的工具”，于是有了“家妓”、“私妓”，妓女成为相互馈赠、答谢的礼物，成为了能够达成一定目的的砝码。当妓女的这一作用被人逐渐重视起来的时候，国家这一政治机关也介入其中，利用妓女来完成国家的重大政治目的，这便产生了公立“宫妓”和“官妓”。 
比较有名的就是管仲设女闾的记载了。《国语•齐语》曰：“齐有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通国用，管仲相桓时，立此法以富国”。《东周策》也同样记载了此事。“齐桓公宫中女市七，女闾七百”。“闾”是门的意思，在宫中以门为市，使女子居之，这是我国国家经营妓院的开始。当然作为政治家的管仲设立女闾的目的并不是鼓励淫乐，而是有其更重要的政治经济目的：其一是增加国家收入，这是其设立女闾的根本，清代的禇学稼在《坚瓠集续集》中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其二是吸引游士。当时诸侯争雄，齐国要想称霸必须网络人才，吸引游士，而游士大都远离家乡且放荡不羁，因此开设妓院成为吸引他们大量前来的重要手段，齐国后来的稷下学宫的繁荣也有赖于此的维持。 
3 歌舞艺人 
何为“妓”，《台湾中文大辞典》列了若干义项：妓，妇人小物也；妓，女系也，歌妓、艺妓；妓，舞女也，猖妓也，美女也。“妓”在后世专指以卖淫为生的女子。从词源来看，“妓”本从“伎”，“伎”是从“技”演化而来，“伎”是指专习歌舞等技艺的女艺人，而“妓”则除了“伎”以外仍要从事性服务。由于“妓”与“伎”的相似，后世逐渐开始用“妓”来统称这两种职业，但二者是有差别的。晋代的殷仲丈曾劝宋武蓄妓，宋武的回答是：“我不解声”，即是说“我不懂音乐，蓄妓又有什么必要呢？”可见这里的“妓”本应是“伎”，唐人的许多诗文中多次提到过“听妓”“观妓”的说法，这里的“妓”也不应该理解为狎妓之“妓”，而应是歌舞之“伎”，因为听的是音乐观的是舞姿。 
4 知识女性、文化传播者 
社会地位的低下，以及菲薄的收入使得“伎”不断的沦为“妓”，妓女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的是有着丰厚经济基础的社会上层，而以文人为代表的社会上层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需要的不单是简单的性服务，他们看中的首先是妓女的“诙谐言谈”，其次为“音律”，再次为曲中“居住及饮食”。如《北里志》记载唐朝时的一些名妓的情况： 
绛真善谈谑，能歌令，其姿亦常常，但蕴藉不恶，时贤大雅尚之。杨妙儿长妓曰莱儿，歌不甚扬，但利口巧言，诙谐臻妙。郑举举充博非貌者，但负流言，巧诙谐，亦为诸朝士所眷。王幸儿次妓福娘，谈论风雅，切有体裁。小福虽乏风姿，亦甚慧黠。王苏苏居室宽博，卮馔有序，女昆仲数人，亦颇谐谑。张往往少而聪慧，能解音律。 ③ 

正因如此，那些精通于琴棋书画、诗歌乐舞而又能言谈诙谐懂得应酬交际的名妓女成为了价值颇高的商品，对妓院以及妓女本身都有较高的价值，白居易《与元稹书》中提到“……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的白学士《长恨歌》岂同她妓哉？由是增价。”特别是在宋代，妓女要靠唱曲儿活着，而能令一作词名家为其量身定做一首词，则该妓的身价往往能高出常妓数倍，罗烨《醉翁谈录》记载:“奢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官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宋代妓女间流行这样一段谣词可见一斑：“不愿穿凌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 
基于此，妓院一方面为了投合以文人为主的上层社会的嫖客的心理及其爱好，同时也为了自己的生计着想，有意无意督促青倌、妓女学会吟诗填词、弹琴唱曲品评世道人心和交际艺术等修养的培养与提高，甚至单独延师，从小进行单独的专业训练，因此，妓女尤其是高等妓院的妓女和名妓其才智、文化修养、技艺水平等都要高于古代一般妇女，可以称得上是当时的知识女性了。像南朝的苏小小，唐代的薛涛、关盼盼，宋代的李师师，明代的董晓婉、柳如是都是以才艺闻名。 
作为知识女性的妓女同时也是文化的传播者，文人的一些作品大都要靠妓女来传播，特别是宋代，文人们的词作多是经过妓女的演习，才传播流通开来，据《岁时广记》卷三十一载: 
柳永与孙相为布衣之交，“孙知杭州，门禁甚严”。柳永“欲见之不得”作《望海潮》词;往谒名妓楚楚曰:“欲见孙相，恨无门路，若因府会，愿借朱唇歌于孙相公之前，若问谁为此词，但说柳七。中秋府会，楚楚宛转歌之，孙即迎耆卿(指柳永)预坐。” 
据说，由于名妓楚楚一唱，《望海潮》一词广泛传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此外，张先、晏殊、欧阳修、秦观、周邦彦等人词作，亦借妓女之莺喉燕舌流播于士大夫与市民之中。晏几道写得尤为明白:“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九，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昔之狂篇醉句，遂与两家歌儿酒使俱流转人间。”④ 
5 其他身份 
心理医生这一职业在古代也是由妓女操守着，这是生产力比较低下、社会分工并不复杂的时代的必然结果。在社会分工不断精密化的今天，这些职业已经独立化了。 在古代，上层文人士大夫的仕途失意、心理不平大多要倾诉于没有利害关系的下层妓女，以求在这个心理医生处得到诊治。 
二 文人狎妓心理 
文人是文妓交流的另一个主体，他在交流中处于主动地位的一方，然而“居庙堂之高”的文人、士大夫为什么能把圣人训示放置一边，“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呢？此中除了生理因素外，更多的恐怕就是要在心理上寻求一种安慰和平衡，上文所举的名妓品评的标准可以印证。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文人士大夫宁可“十年一觉扬州梦”呢？下面将通过古代妓业最繁盛的时期——唐代的婚姻制度、社会风气以及文人自身等等因素分析文人的这一特殊心理。 
1 婚姻制度 
唐代盛行门第婚。陈寅恪先生精辟地指出: 
“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⑤ 
这一点在唐传奇中有着清晰的体现，如《霍小玉传》中的李甲，《莺莺传》中的张生。这种“门第婚势必造成一些士子的婚姻不是以爱情为基础，而是以功利为目的，这样的婚姻往往导致家庭生活的不如意。婚姻不如意，活动圈子大，社会交往多，家境殷实，又促使士子把目光投向没有家庭约束的妓女，所以现实是:上层阶级的男人与本阶级的女子结婚，却与下层阶级的女子恋爱。”⑥正是因为这样的婚姻制度，使得唐代的文人士大夫的婚姻与爱情分离，爱情的缺失破坏了文人的心理平衡，力比多趋使文人在与下层的妓女的交往中完成情爱的心理完形。 
2 社会风气 
“唐人尚文好狎”，狎妓是当时的一种风气，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文人士子对狎妓不是排斥而是羡慕。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首尾五年，自云：“两地江山游得遍，五年风月咏将残”。《南部新书》记载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蓄养婢妾、妓女甚多，后携妓还洛，又复遣回，呼来唤去不算一事。”宋代龚明之《中吴闻记》亦记载“乐天为郡时，尝携容满、张志等十妓，夜游西湖虎丘寺”。与白居易齐名的元稹，曾经做过丞相，《旧唐书元稹本传》记载：“稹既放志娱游，稍不修边幅，以渎货闻于时”。元、白交情很深，有时还交换妓女，相互狎玩，如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就曾让元稹把杭州歌妓商玲邀往越州，狎玩一个多月才归还。唐代官吏宿娼如此兴盛，而朝廷毫无禁令，令后人吃惊，清人作诗咏曰：“风流太守爱消魂，到处春翘有旧游，想见当时疏禁纲，尚无管理宿娼条。” 
的确唐代的律令中没有禁止官吏宿娼的条例，不但如此，有些官吏甚而把狎妓制度化了。如唐代进士放榜以后，有一项活动叫“探花”，即在同科进士中选择两个俊少者，使之骑马游遍曲江附近或长安各处的名园，去采摘名花，这两人就是两街探花使，也叫探花郎。这就是所谓的“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探花宴上通常总有妓女助兴。唐代诗人韩惺于昭宗龙纪元年中进士当了“探花郎”，与他相好的妓女“以缭凌手帛寄贺”，韩惺为之作七律一首“解寄缭凌小字封，探花宴上映春丛。黛眉欲在微微绿，檀口消来薄薄红”。 
唐代狎妓之盛，甚至影响到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唐代许多壁画、雕像中都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庄严肃穆的菩萨仙女，一个个容貌秀丽，体态丰满，红唇洁齿，眉眼顾盼，甚至以半裸的姿态出现。根据《京洛寺塔记》确认，唐代宝应寺壁画中的释梵天女，就是一个贵族家的妓女的肖像。敦煌莫高窟中的一些舞乐菩萨，实际上都是歌舞伎的形象。 
鉴于此种昌盛的风气，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文人，自觉不自觉地被激发起了趋众的潜意识，使得文人狎妓不断的得到社会的认同，甚至是被当作是一种风流韵事，被一些追赶潮流的人盲目效法。 

3 文人自身 
美国作家斯坦兹特克尔在《工作着》一书中引述应召女郎的话:“我让人家取乐可不一定是性方面的。很多男人在我们身上花钱，有些是想让我们干些不可思议的事……有些人满肚子话要讲，想找个人来听。”中国古代的文人们的心态就多是这样，而他们的相同之处，就是人生的失意。 
中国文人的命运大体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居庙堂之高得以兼济天下的胜出者，另一种则是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苦苦挣扎，在无可奈何中强做洒脱风流的失败者。而在中国古代后一种情形成为文人的常态，他们对自身状态和自我价值的审视评析，激烈的内心冲突成了痛苦的根源。为了化解这种不堪的痛苦，他们向另一种生存方式寻求灵魂的解脱。无论是“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还是终日宴游于秦楼楚馆、为身世相似的烟花女子歌咏吟唱的“奉旨填词柳三变”，就连旷达的苏轼、豪放的辛弃疾都还有“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与“倩何人换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的经历，他们在人生抱负和人格理想难以实现时，便期望从红颜知己的真挚感情和善解人意中得到慰藉和解脱。而身处社会最下层的妓女便是他们最佳的倾吐对象，他们与身处上层的文人士大夫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文人可以在这里可以尽情的发泄他们的倾吐欲，言其所不敢言，讲其所不能讲，不必担心因一言不当而招来杀身之罪、贬谪之祸。他们可以将平时被压抑的本我完全的释放出来，使他们仕途上的不得志在情场上得以补偿。就这样文人的心病在古代的心理医生——妓女——的青楼诊所里得到诊治。 
文人醉心于狎妓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文人在不断的向妓女倾吐的同时，发现自己的经历、挫折、失意和妓女的命运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妓女的命运中看到另一个自己。比如白居易的《琵琶行》通过琵琶女的“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引起了白居易对自我不得志的感慨，琵琶女的年老色衰被新人取代引发了白居易被奸佞替代“尽是刘郎去后栽”的感慨，琵琶女的“老大嫁与商人妇”让白居易想到自己遭遇的处境，而琵琶女现在的孤苦伶仃又引发了白居易的强烈的共鸣，因而才会有“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另外有些妓女沦身下层，处于黑暗的社会角落，对社会人生有着较常人更深的认识和了解，她们在游戏人生中，发些惊世骇俗的言谈，这恰与文人喜好清谈空论、耽于多愁善感的气质与性格相近似。于是，惺惺相惜，文人在妓女中找到了知音，精神郁闷得以发泄和消解。 
三 文妓交流对文学的影响 
1 为文学创作提供契机 
“一曲新词酒一杯”，文人狎妓风流或携妓以游或令其佐酒，妓女艳舞笙歌常常成为文人酬唱应答的对象，这样就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的冲动，优秀的诗篇便会从中产生。《词范丛谈》中有这样一则记载： 
欧阳永叔任河南推官，亲一妓。时钱文僖公为西京留守，梅圣俞、伊师鲁同在幕下。一日于后园客集，而欧与妓俱不至。移时方来，钱责曰:“末至何也?”妓云:“中署往凉堂睡失金钗，犹未见。”钱曰:“若得欧阳推官一词，当为赏汝。”欧即席赋就，众皆击节。妓满斟送欧。钱令赏以公库钱”。 
由此可见若无妓者，今日当损失多少佳篇。， 

2对文学面貌的影响 
文人与妓女的酬唱应答对某些时期文学的形成、演变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南北朝时，许多民间情歌传入青楼，作为妓女应歌的重要资料。这一时期的妓女之歌，与当时民歌有所不同，民歌大都采用双关的表现手法，比较含蓄蕴藉，而妓女之歌却大胆直接，保留了诗经郑风的痕迹。如 
开窗秋月光，灭烛解罗裳。合笑帷幌里，举体兰蕙香。(吴歌《子夜四时歌•秋歌》其四) 
罗裳连红袖，玉钗明月当。冶游步春露，艳觅同心郎。(吴歌《子夜四时歌•春歌》其九) 
宿昔不梳头，丝发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吴歌《子夜歌》其三) 
鸡亭故侬去，九里新侬还。送一却迎两，无有暂时闲。(西曲《寻阳乐》) 
这些情歌，传入宫中，形成浓艳绮靡的宫体诗。由于帝王的喜好、仿作以至于流行一时，如梁简文帝萧纲的《咏内人昼眠》便明显留有妓女之歌的大胆直接和香艳旖旎。 
北床聊就枕，南檐日未斜。 
攀钩落绮幛，插捩举琵琶 
梦笑开妖靥，眠鬟压落花 
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 
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娼家。 
之后，吟咏妓女的诗篇更是层出不穷。中唐后的元白体，晚唐的香奁体就是南朝宫体余续。以抒写爱情为主调的词，更是离不开婉媚动人而又多才多艺的歌妓。中国最早的词集《花间集》就与妓女有关。其序中说: 
“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烧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猖风……家家之香经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用，自锁嫦娥。” 
正是文人与妓女的参与，《花间集》从一开始就确定了词的浓艳、言情的特点。 
文妓交流对唐传奇的形成同样具有影响。唐传奇是我国古代小说的成熟形式，而在此之前的小说则大多局限在“志人”“志怪”的狭小圈子里，正是文妓交流的引入，如《李娃传》、《霍小玉传》等，拉近了小说与生活距离，同时也为唐传奇拓展了比较广阔的社会内容，使传奇无论在结构、语言、情节以至人物塑造等方面都有了不少的开拓创新，表现出情致婉曲、文采华茂的特点。 
文妓交流对狭斜小说的形成及流变更是具有直接的关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就曾指出:“作者对于妓家的写法凡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这明确的指出了文妓交流与狭斜小说的关系，作品对妓女的态度随着文妓交流的没落而改变。 
早期之所以对妓女“溢美”是因为文人还抱着“才子佳人的梦幻曲”。而这时的妓女仍是社会中的精英女性，因此这时的妓女不仅成为小说中所要肯定的人物，甚至是高尚道德的代表，反封建反禁欲主义的先驱，是作家理想的代言人。正如鲁迅先生所言，“特以谈钗黛而生厌，因改求佳人于倡优;知大观园者已多，则别辟情场于北里而已。”⑦ 
《青楼梦》即是一部典型的理想化的狎妓之作。作者对《红楼梦》推崇备至，创作时 
也刻意模仿，仿《红楼梦》有所谓正册、副册、又副册，三十六钗，俞达在《青楼梦》中也凑了三十六妓;《红楼梦》中有个“大观园”，《青楼梦》中也建造了一个“挹翠园”等等。书中三十六妓是作者理想中的红颜知已，主人公金挹香则是自己的化身。金挹香以痴情、至情赢得了众名妓的衷心爱戴，他娶了其中五人为妻妾，与其他人也时时欢聚于挹翠园中。金挹香不但情场得意，仕途也很顺畅，他花钱捐官，得授余杭知府，政绩显赫，在数年间，实现了他“游花国，护美人，采芹香，掇巍科，任政事，报亲恩，全友谊，效琴瑟，抚子女”的人生理想。最后父母双双跨鹤登仙，自己因众美离散而看破红尘，悟道羽化，所钟情的三十六妓也纷纷归列仙班。 
后期的狭斜小说则一改对妓女的“溢美”的态度，而变为“近真”、“溢恶”，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有所发展，随之而来的是金钱崇拜的风气在社会上日益盛行，这对青楼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雍正元年至八年，清政府持续推行“除贱为良”政策，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否定和废除了已实施了千余年的乐籍制度，从雍、乾至嘉、道年间，官妓基本消失，然而，娼妓并没有因此而绝迹，代之而起的是私妓乘机勃兴，并日趋繁盛，而青楼文化的内涵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如陶慕宁所言:“官妓既革，青楼遂不再承担为士大夫消愁遣兴的义务，妓女也不必再含英咀华、濡染翰墨去迎合士大夫的雅趣。妓家的一切均以迅速赢利为依归。”⑧在封建大夫看来，这无疑是一种堕落。随着资本势力的冲击，传统的观念也发生变化，士人失去了昔日“四民”之首的优越地位，在青楼中也自然没有了往日的光彩。在现实面前，他们中的一些人终于明白了，妓女与缥客交往的目的是为了钱，并不是为了寻求风流才子的爱情。春梦惊醒，难免一番感慨，因此，一些作家就另起炉灶，开始创作“实写妓家，暴其奸谲”的小说了，始作俑者是邢上蒙人的《风月梦》,其后有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和孙家振的《海上繁花梦》。 

3 丰富繁荣了古代女性文学 
经过严格艺术培训的妓女自然有了进行文学创作的基础，而长期的与文人墨客的交流也使妓女们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接受熏陶，心灵变得愈发敏感。对自身命运的无奈，对世态炎凉的洞察，以及对自身将来处境不可知性的畏惧使他们更容易伤春悲秋，顾影自怜，内心的郁积促使她们提起笔来自己进行创作。加之妓院本身就是一个纵情的场所，这里没有礼教的约束，道德律令的制约，因此她们的创作在情感表达上要更真诚更直率。章学诚《文史通义•妇学》云:“女冠坊妓，多文因酬接之繁;礼法名门，篇简自非仪之举。”这就是说，由于女冠可以自由与文士来往，妓女的职业更便于和文人在一起吟诗酬唱，她们都比局限于家庭的良家妇女有更多的机会显露诗才，张扬诗名。此外由于接近文人，妓女所创作出的作品既可以投文人所好为自己抬高身价，又同时可以通过文人的批改指教增进自己的艺术技巧，提高创作能力，甚至还可以通过文人将自己所创作的作品流传出去，赢得更多的读者。 
从现有资料来看，妓女中最早创作文学作品的是六朝南齐时的苏小小。《乐府诗集》中载《苏小小歌》: 
“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 
她追求的是可以“结同心”的情郎，而不是酒囊饭袋的铜臭儿。 
唐代有不少有名的诗妓，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女道士鱼玄姬和名妓薛涛了。鱼玄姬作有《唐女郎鱼玄姬诗》一卷，在《赠邻女》中，她写道: 
“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枕上潜垂泪，花间暗断肠。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 
其中的“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已成千古名句!在封建社会里，妇女再有文才也不能应试、做官，对此她胸怀不平。她在《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诗中宣泄了她对男女不平等的怨恨之情: 
“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 
若不是“罗衣掩诗句”，她是完全有可能在“榜中名”中占有一个位置的。 
在诗妓中，薛涛的诗名很大。曾与薛涛唱和的文士名人有元镇、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张籍、刘禹锡、张枯等二十余人，但她始终没有得到理想的情人。她在《春望词》中抒写了苦恼之情: 
“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 
她的诗句写在自己创制的粉红色的松花小笺上，时称“薛涛笺”。 
宋代名妓擅长作词，妓女词作家“代有才人出”，严蕊的《卜算子词》: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开花落自有时，总赖东风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表达了她从良的愿望，这也引起了岳商卿（岳飞之子）的怜悯，满足了她的愿望，“山花插满头”，让她从良了。 
元明两代也有比较有名的妓女词家及散曲家，词家有陈凤仪、罗爱卿，散曲家呼如是作有《〈皂罗袍〉四时词》、景翩翩作有《〈二犯江水儿〉赠友》，妓女马守真既擅填词（《湘兰子集》两卷），又擅作传奇。《传奇汇考标目》中记载着她创作的传奇《三世传》。 
明末清初的柳如是可以说为古代妓女所创作的文学做了最好的终结，她虽是妓女，却是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女志士、“反清复明”的女英雄、才气纵横的女作家。柳如是的《戊寅草》、《湖上草》在当时脍炙人口，至今读来，仍令人称赏不已。如她的《岳武穆祠》: 
“钱塘曾作帝王州，武穆遗坟在此丘。游月族旗伤豹尾，重湖风雨隔旎头。当年宫馆连胡骑，此夜苍茫接戍楼。海内如今传战斗，田横墓下益堪愁。” 
全诗激昂慷慨，令人抗击异族侵略的爱国之心倍增!柳如是将妓女所创的文学从对自身的伤逝感慨升华到了家国天下的爱国主义情怀，为此类创作提升了境界又开创了新的领域。 

在中国古代文妓交流的文化现象中，妓女的文化传播身份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一角色既满足了文人的心理需求，也为文人创作提供了契机，同时还使妓女提起了笔加入了创作行列，丰富了古代的女性文学。因此我们不应对其全然否定批判，也要看到她们曾对文学发挥过积极的作用，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此处也有参考http://club.news.sohu.com/r-zz0209-67218-0-3-0.html